面临两难选择，作决定永远是一个人的事

文｜王烁

行动由搜捕变成消灭。

目标在索马里首都内罗毕的民房里，伪装成甲虫的微型无人机潜进房间，发现恐怖分子头目都在，正装设自杀炸弹背心，人弹准备拍自杀视频。

不能派部队进去，因为此地被激进武装控制，但还有别的办法。天上承担监控任务的“猎食者”装有两枚地狱火导弹。

问题是：发射还是不发射？

之所以成为问题，是因为一个可爱的小女孩正在房子外卖烧饼。

先告诉你结果：小女姟死了。

《天眼》（Eye in the Sky），又一个十二怒汉式电影，但这次放在了无人机反恐的新叙事中。

与十二怒汉不同，片中角色分处多个密室。伦敦密室里有英国的将军、部长、司法总长、议员；联合指挥部地下密室里有指挥整个行动的英军女上校、指挥部法律顾问、平民附带损失精算师；拉斯维加斯美军无人机基地密室里有两位操作员；另外，英国外交大臣在新加坡酒店，美国国务卿在北京的体育馆里与中国人打乓乒球，现场特工在屋外操控甲壳虫微型无人机。通过加密的军情通讯网络，他们有如同处一室。

如果你以为在这场算计中，小女孩的生命被完全忽略不计，那就错了，在这部英国人拍的片子里，只有美国国务卿及其法律顾问才这么简单清楚没有内心挣扎。其余的人都很复杂。

除了最后按下发射键，他们确实尽力想挽救小女姟的生命：现场特工想买下全部烧饼以便让小女孩收工回家，因此暴露了身份；无人机操作员按发射键之前最后一秒，拒不执行指令，要求重算附带损失概率（CDE）。

为什么要重算附带损失概率？因为高过65%就被认为不可接受，必须挽救小女孩，低于45%，才被认为是“可接受的”风险水平。

密室之中出现了各种动机：免责、道义、效用、良心。有人只想打，有人想完成任务，也想救小女孩；有人只想免责。有人关注政治后果，有人重视打击效率。有官僚主义，皮球层层往上踢，还踢过了大西洋和太平洋；也有英雄主义，现场特工智勇兼备，无人机操作员近乎良心抗命。

而且，并不是每个人择一而从，每个人在上面的菜单中来回切换，时常互易位置。这很贴近真正的现实。

说到底，这是个不可能正确的决定：

发射导弹则无辜小女孩成为附带伤亡，其概率是65%；不发射导弹则两个携带自杀炸弹的恐怖分子可能造成80人的伤亡，概率不明；孰轻孰重？

或者换个问法：

80个索马里人死于恐怖袭击与1个小女孩死于英美空袭，两个完全不同的宣传效果，哪个更有利于反恐“大局”？

只要人足够多，这些两难迟早会被发现，指出，然而权衡轻重得出共识是不可能的。

所以，

密室讨论陷入僵局。但时间不等人，恐怖分子就要出发去作恶了，怎么办？

所以，

当人们在同样重要但彼此不兼容的多个坏决定中必须作出选择时，因其困难，因其必须，他们很渴望被说服。说服立场针锋相对的对方，你其实只需要做到三点：

第一，洞察对方事实上很渴望被说服的内心；

第二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方很容易改变立场，如果你施压强迫对方改变立场，他往往会变得更加坚持；

第三，这时，你要给对方一个改变立场的理由，哪怕是明显不怎么靠得住的理由；如果对方在两难选择中已近绝望，他会抓住这根稻草。这就是博弈论大家托马斯·谢林常说的focal point（聚焦点），当你为僵局中的人们献上focal point时，他们会迅速站到你想让他们站的那个队上来。从僵局到共识，瞬间完成。

电影中，行动指挥官、女上校命令精算师操纵数据，将小女孩伤亡概率从“不可接受的”65%下调到“可接受的”45%，降到决定的阈值以下，提供了聚焦点。部长假装相信它，无人机操作员没有理由质疑它，其他人精疲力竭，既不想承担放跑恐怖分子的后果，也有一个对外免责对自己良心撒谎的借口。

导弹射出了，恐怖分子死了，小女孩死了。

小女孩该死吗？绝不。决定错误吗？仍然不知道。惟一确知的，是命运的齿轮已作不可回逆的转动。

女指挥官事后的内心挣扎持续了几分钟。但在这次行动中，她是惟一目标清楚，从未动摇，坚持到底，并在最后时刻拿出解决方案的那个人，不惜作弊。

现实是由不讲理的那些人改变的，因为讲理的人还在忙着适应现实。